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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棄疾

宋代詩人

辛棄疾(1140-1207),南宋詞人。原字坦夫,改字幼安,別號稼軒,漢族,歷城(今山東濟南)人。出生時,中原已為金兵所占。21歲參加抗金義軍,不久歸南宋。歷任湖北、江西、湖南、福建、浙東安撫使等職。一生力主抗金。曾上《美芹十論》與《九議》,條陳戰守之策。其詞抒寫力圖恢復國家統一的愛國熱情,傾訴壯志難酬的悲憤,對當時執政者的屈辱求和頗多譴責;也有不少吟詠祖國河山的作品。題材廣闊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詞,風格沉雄豪邁又不乏細膩柔媚之處。由于辛棄疾的抗金主張與當政的主和派政見不合,后被彈劾落職,退隱江西帶湖。

辛棄疾詩詞作品
辛棄疾古籍名句
主要成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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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詞以其內容上的愛國思想,藝術上的創新精神,在文學史上產生了很大影響。與辛棄疾以詞唱和的陳亮、劉過等,或稍后的劉克莊、劉辰翁等,都與他的創作傾向相近,形成了南宋中葉以后聲勢浩大的愛國詞派。后世每當國家、民族危急之時,不少作家從辛詞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。

文學成就

思想內容

辛棄疾有許多與陸游相似之處:他始終把洗雪國恥、收復失地作為自己的畢生事業,并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寫出了時代的期望和失望、民族的熱情與憤慨。在文學創作方面,他不像陸游喜歡寫作詩歌尤其是格式嚴整的七律,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詞這一更宜于表達激蕩多變的情緒的體裁。

辛棄疾在詞史上的一個重大貢獻,就在于內容的擴大,題材的拓寬。他現存的六百多首詞作,寫政治,寫哲理,寫朋友之情、戀人之情,寫田園風光、民俗人情,寫日常生活、讀書感受,可以說,凡當時能寫入其他任何文學樣式的東西,他都寫入詞中,范圍比蘇詞還要廣泛得多。而隨著內容、題材的變化和感情基調的變化,辛詞的藝術風格也有各種變化。雖說他的詞主要以雄偉奔放、富有力度為長,但寫起傳統的婉媚風格的詞,卻也十分得心應手。如著名的《摸魚兒·淳熙亥己……》,上闋寫惜春,下闋寫宮怨,借一個女子的口吻,把一種落寞悵惘的心情一層層地寫得十分曲折委婉、回腸蕩氣,用筆極為細膩。他的許多描述鄉村風光和農人生活的作品,又是那樣樸素清麗、生機盎然。如《鷓鴣天》的下闋:

“山遠近,路橫斜,青旗沽酒有人家。城中桃李愁風雨,春在溪頭薺菜花。”以及《西江月》的下闋:“七八個星天外,兩三點雨山前。舊時茅店社林邊,路轉溪橋忽見。”于簡樸中見爽利老到,是一般人很難達到的境界。所以劉克莊《辛稼軒集序》說:“公所作,大聲鞺鞳,小聲鏗鍧,橫絕六合,掃空萬古,自有蒼生以來所無。其秾纖綿密者,亦不在小晏、秦郎之下。”這是比較全面也比較公允的評價。

辛詞和蘇詞都是以境界闊大、感情豪爽開朗著稱的,但不同的是:蘇軾常以曠達的胸襟與超越的時空觀來體驗人生,常表現出哲理式的感悟,并以這種參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從沖動歸于深沉的平靜,而辛棄疾總是以熾熱的感情與崇高的理想來擁抱人生,更多地表現出英雄的豪情與英雄的悲憤。因此,主觀情感的濃烈、主觀理念的執著,構成了辛詞的一大特色。

藝術風格

宋詞在蘇軾手中開創出一種豪放闊達、高曠開朗的風格,卻一直沒有得到強有力的繼承發展。直至南渡之初張元干、張孝祥、葉夢得、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恥為主題的詞,才較多繼承了蘇軾的詞風,起到一種承前啟后的作用。但他們的這一類詞作,主要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為內心激情所支配的結果,而沒有成為有意識的藝術追求,也沒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題材拓展,所以成就不是很高。到辛棄疾出現在詞壇上,他不僅沿續了蘇詞的方向,寫出許多具有雄放闊大的氣勢的作品,而且以其蔑視一切陳規的豪杰氣概,和豐富的學養、過人的才華,在詞的領域中進行極富于個人特色的創造,在推進蘇詞風格的同時也突破了蘇詞的范圍,開拓了詞的更為廣闊的天地。

在他的詞中,如“將軍百戰身名裂。向河梁、回頭萬里,故人長絕。易水蕭蕭西風冷,滿座衣冠似雪。正壯士、悲歌未徹”(《賀新郎》),“夜半狂歌悲風起,聽錚錚、陣馬檐間鐵。南共北,正分裂”(《賀新郎》),乃至“恨之極,恨極銷磨不得。萇弘事、人道后來,其血三年化為碧”(《蘭陵王》),都是激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聲,如“天風海雨”,以極強烈的力度震撼著讀者的心靈。辛棄疾也信奉老莊,在詞中作曠達語,但他并不能把沖動的感情由此化為平靜,而是從低沉甚至絕望的方向上宣泄內心的悲憤,如“元龍老矣,不妨高臥,冰壺涼簟。千古興亡,百年悲笑,一時登覽”(《水龍吟》),“甚矣吾衰矣。悵平生、交游零落,只今余幾。白發空垂三千丈,一笑人間萬事”(《賀新郎》),“身世酒杯中,萬事皆空。古來三五個英雄,雨打風吹何處是,漢殿秦宮”(《浪淘沙》),這些表面看來似曠達又似頹廢的句子,卻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極高期望破滅成為絕望時無法銷磨的痛苦。

而他的英雄的豪壯與絕望交織紐結,大起大落,反差強烈,更形成瀑布般的沖擊力量。如《破陣子·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》,從開頭起,一路寫想象中練兵、殺敵的場景與氣氛,痛快淋漓,雄壯無比。但在“了卻君王天下事,贏得生前身后名”之后,突然接上末句“可憐白發生”,點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夢想,事實是白發無情,壯志成空,猶如一瓢冰水潑在猛火上,令人不由得驚栗震動。

在意象的使用上,辛棄疾也自有特點。他一般很少采用傳統詞作中常見的蘭柳花草及紅粉佳人為點綴;與所要表達的悲涼雄壯的情感基調相吻合,在他的筆下所描繪的自然景物,多有一種奔騰聳峙、不可一世的氣派。如“峽束蒼江對起,過危樓、欲飛還斂”(《水龍吟》),“誰信天峰飛墮地,傍湖千丈開青壁”(《滿江紅》);他所采摭的歷史人物,也多屬于奇偉英豪、宕放不羈,或慷慨悲涼的類型,如“射虎山橫一騎,裂石響驚弦”的李廣(《八聲甘州》),“金戈鐵馬,氣吞萬里如虎”的劉裕(《永遇樂》),“年少萬兜鍪,坐斷東南戰未休”的孫權(《南鄉子》)等等。這種自然和歷史素材的選用,都與詞中的感情力量成為恰好的配合,令人為之感奮。

所以,同屬于豪放雄闊的風格,蘇軾詞較偏于瀟灑疏朗、曠達超邁,而辛詞則給人以慷慨悲歌、激情飛揚之感。

不過,以上只是指辛棄疾詞中主流部分的藝術風格而言。

辛棄疾和蘇軾在詞的語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開拓者。前人說蘇軾是以詩為詞,辛棄疾是以文為詞,這當然有些簡單化,但確實也指出:到了辛棄疾手中,詞的語言更加自由解放,變化無端,不復有規矩存在。在辛詞中,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間語言,如“些底事,誤人那。不成真個不思家”(《鷓鴣天》),“近來愁似天來大,誰解相憐?誰解相憐,又把愁來做個天”(《丑奴兒》),也有夾雜許多虛詞語助的文言句式,如“不知云者為雨,雨者云乎”(《漢宮春》),“不恨古人吾不見,恨古人不見吾狂耳”(《賀新郎》);有語氣活躍的對話、自問自答乃至呼喝,如“天下英雄誰敵手?曹劉”(《南鄉子》),“杯,汝來前!”(《沁園春》)也有相當嚴整的對句,如“八百里分麾下炙,五十弦翻塞外聲”(《破陣子》)……。概括起來說,辛詞在語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,是形式松散,語義流動連貫,句子往往寫得比較長。文人詞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、跳躍地連接句子構成整體意境的方式,在辛詞中完全被打破了。但并不是說,辛棄疾的所謂“以文為詞”不再有音樂性的節奏。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、注意保持生動的語氣的同時,他仍然能夠用各種手段造成變化的節奏。如《水龍吟》中“落日樓頭,斷鴻聲里,江南游子。把吳鉤看了,欄干拍遍,無人會,登臨意”,意義聯貫而下,在詞中是很長的句子,但卻是頓挫鮮明,鏗鏘有力,決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詞的形式中而已。

辛詞在語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,是廣泛地引用經、史、子各種典籍和前人詩詞中的語匯、成句和歷史典故,融化或鑲嵌在自己的詞里。這本來很容易造成生硬艱澀的毛病,但是以辛棄疾的才力,卻大多能夠運用得恰到好處、渾成自然,或是別有妙趣,正如清人劉熙載《藝概》所說:“任古書中理語、廋語,一經運用,便得風流”。以《永遇樂·京口北固亭懷古》一篇為例,百余字的篇幅,敘及孫權、劉裕、劉義隆、拓跋燾、廉頗五個歷史人物的事跡,而與作者所要表達的主觀情感、意念絲絲入扣;不僅內涵極為豐厚,而且語氣飛動,神情畢露,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情。

當然,辛棄疾的詞時常也有過分散文化、議論太多,以及所謂“掉書袋”即用典用古語太多的毛病,但不管怎么說,他確實把詞大大地改造了;他的詞不僅是 “無意不可入,無事不可言”,而且是任何“意”和“事”都能表達得很自由很充分。這樣,詞的創作才完全擺脫了羈絆,進入了自由的境界。

藝術造詣

辛詞現存六百多首,是兩宋存詞最多的作家。其詞多以國家、民族的現實問題為題材,抒發慷慨激昂的愛國之情。如《水龍吟》(渡江天馬南來)、《水調歌頭》(千里渥洼種)、《滿江紅》(鵬翼垂空)等,表現了恢復祖國統一的豪情壯志;《駕新郎》(細把君詩說)、《菩薩蠻》(郁孤臺下清江水)、《破陣子》(醉里挑燈看劍)等,表現對北方地區的懷念和對抗金斗爭的贊揚?!端堃鳌罚ǔ烨Ю锴迩铮?、《摸魚兒》(更能消幾番風雨)、《賀新郎》(老大那堪說)、《鷓鴣天》(壯歲旌旗擁萬夫)、《永遇樂》(千古江山)等,表現對南宋朝廷屈辱茍安的不滿和壯志難酬的憂憤。這些作品大都基調昂揚,熱情奔放。

此外,其描寫農村景物和反映農家生活的作品,如《清平樂》(茅檐低?。?、《西江月》(明月別枝驚鵲)、《玉樓春(三三兩兩誰家女)等,都富有生活氣息,給人以清新之感。其抒情小詞,如〈丑奴兒〉(少年不識愁滋味)、〈青玉案〉(東風夜放花千樹)等,寫得儲蓄蘊藉,言短意長。辛詞繼承了蘇軾豪放詞風和南宋初期愛國詞人的戰斗傳統,進一步開拓了詞的境界,擴大了詞的題材,幾乎達到無事無意不可入詞的地步,又創造性地融匯了詩歌、散文、辭賦等各種文學形式的優點,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,形成了辛詞的獨特風格。

辛詞以豪放為主,但又不拘一格,沈郁、明快、激勵、嫵媚,兼而有之。他善于運用比興手法和奇特想象,對自然界的山、水、風、月、草、木都賦予情感和性格,并有所寄托。他還善于吸收民間口語入詞,尤其善于用典、用事和引用前人詩句、文句,往往稍加改造而別出新意。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、議論過多而顯得晦澀、呆滯?!端膸烊珪偰刻嵋氛f:“其詞慷慨縱橫,有不可一世之概,于倚聲家為變調,而異軍突起,能于剪紅刻翠之外,屹然別立一宗。”吳衡照《蓮子居詞話》說:辛稼軒別開天地,橫絕古今,論、孟、詩小序、左氏春秋、南華、離騷、史、漢、世說、選學、李、杜詩,拉雜運用,彌見其筆力之峭。”

書法成就

故宮博物院藏南宋辛棄疾的《行書去國帖》為紙本,行書十行,為酬應類信札。末署“宣教郎新除秘閣修撰權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辛棄疾札子”。中鋒用筆,點規矩,書寫流暢自如,于圓潤爽麗中不失挺拔方正之氣象。曾經過元朝趙孟頫,明黃琳、項元沛,清朝永理等鑒藏,《書畫鑒影》著錄。

人物生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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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年經歷

辛棄疾出生時北方就已淪陷于金人之手。他的祖父辛贊雖在金國任職,卻一直希望有機會能夠拿起武器和金人決一死戰,因為辛棄疾的先輩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,并常常帶著辛棄疾“登高望遠,指山河”(出自《美芹十論》),同時,辛棄疾也不斷親眼目睹漢人在金人統治下所受的屈辱與痛苦。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時代就立下了恢復中原、報國雪恥的志向。因而他有一種燕趙奇士的俠義之氣。

起義反金

紹興三十一年(1161年),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,在其后方的漢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嚴苛的壓榨,奮起反抗。二十一歲的辛棄疾也聚集了兩千人,參加了由耿京領導的一支聲勢浩大的起義軍,并擔任掌書記。當金人內部矛盾爆發,完顏亮在前線為部下所殺,金軍向北撤退時,辛棄疾于紹興三十二年(1162年)奉命南下與南宋朝廷聯絡。在他完成使命歸來的途中,聽到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、義軍潰散的消息,便率領五十多人襲擊幾萬人的敵營,把叛徒擒拿帶回建康,交給南宋朝廷處決(當街游行示眾,后砍頭)。

步入仕途

在起義軍中的表現,以及辛棄疾驚人的勇敢和果斷,使他名重一時。宋高宗便任命他為江陰簽判,從此開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,這時他才二十五歲。

南下地方

辛棄疾初來到南方時,對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縮并不了解,加上宋高宗趙構曾贊許過他的英勇行為,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現出想要恢復失地、報仇雪恥的銳氣,所以在他南宋任職的前一時期中,曾寫了不少有關抗金北伐的建議,像著名的《美芹十論》、《九議》等。盡管這些建議書在當時深受人們稱贊,廣為傳誦,但已經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卻反應冷淡,只是對辛棄疾在建議書中所表現出的實際才干很感興趣,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、湖北、湖南等地擔任轉運使、安撫使一類重要的地方官職,去治理荒政、整頓治安。這顯然與辛棄疾的理想大相徑庭,雖然他干得很出色,但由于深感歲月流馳、人生短暫而壯志難酬,內心也越來越感到壓抑和痛苦。

現實對辛棄疾是殘酷的。他雖有出色的才干,但他的豪邁倔強的性格和執著北伐的熱情,卻使他難以在官場上立足。另外,“歸正人”的尷尬身份也阻攔了他仕途的發展。使他的官職最高為從四品龍圖閣待制。淳熙七年(1180年),41歲的辛棄疾再次任隆興(南昌)知府兼江西安撫使時,擬在上饒建園林式的莊園,安置家人定居。淳熙八年(1181年)春,開工興建帶湖新居和莊園。他根據帶湖四周的地形地勢,親自設計了“高處建舍,低處辟田”的莊園格局,并對家人說:“人生在勤,當以力田為先。”因此,他把帶湖莊園取名為“稼軒”,并以此自號“稼軒居士”。并且他也意識到自己“剛拙自信,年來不為眾人所容”(《論盜賊札子》),所以早已做好了歸隱的準備。果然,同年十一月,由于受彈劾,官職被罷,帶湖新居正好落成,辛棄疾回到上饒,開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閑居生活。此后二十年間,他除了有兩年一度出任福建提點刑獄和福建安撫使外,大部分時間都在鄉閑居。

淳熙十五年(1188年)冬,其友陳亮從故鄉浙江永康專程拜訪辛棄疾,兩人于鉛山(yán shān)長歌互答,稱第二次鵝湖之會——辛陳之晤;鵝湖之會后又陸續出山兩次做官。

人生起落

紹熙五年(1194年)夏,辛棄疾又被罷官回上饒,住在瓢泉,動工建新居,經營瓢泉莊園,決意“便此地、結吾廬,待學淵明,更手種、門前五柳”。慶元二年(1195年)春,瓢泉園林式莊園建成。

慶元二年(1196年)夏,帶湖莊園失火,辛棄疾舉家移居瓢泉。同年秋,辛棄疾生平所有的各種名銜全部被朝廷削奪得干干凈凈,在瓢泉過著游山逛水、飲酒賦詩、閑云野鶴的村居生活。瓢泉田園的恬靜和期思村民的質樸使辛棄疾深為所動,靈感翻飛而歌之,寫下了大量描寫瓢泉四時風光、世情民俗和園林風物、遣興抒懷的詩詞?!杜R江仙·戲為期思詹老壽》、《浣溪沙·父老爭言雨水勻》、《玉樓春戲賦云山》等等,都是辛詞中描寫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。“青山意氣崢嶸,似為我歸來嫵媚生”(《沁園春·再到期思卜筑》):“我見青山多嫵媚,料青山、見我應如是。情與貌,略相似”(《賀新郎·邑中園亭》)。這些詞句表現了辛棄疾對瓢泉山水風物一往情深。

壯志未酬

嘉泰三年(1203年),主張北伐的韓侂胄起用主戰派人士,已六十四歲的辛棄疾被任為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,年邁的辛棄疾精神為之一振。他先后被起用為紹興知府、鎮江知府等職。第二年,他晉見宋寧宗,慷慨激昂地說了一番金國“必亂必亡”(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》乙集),并親自到前線鎮江任職。

辛棄疾任鎮江知府時,登臨北固亭,感嘆對自己報國無門的失望,憑高望遠,撫今追昔,于是寫下了《永遇樂·京口北固亭懷古》這篇傳唱千古之作。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擊,在一些諫官的攻擊下被迫離職,辛棄疾懷著滿腔憂憤回瓢泉。

開禧三年(1207年)秋,朝廷再次起用辛棄疾為樞密都承旨,令他速到臨安(杭州)赴任。但詔令到鉛山時,辛棄疾已病重臥床不起,只得上奏請辭。同年九月初十(10月3日),辛棄疾帶著憂憤的心情和愛國之心離開人世,享年六十八歲。據說他臨終時還大呼“殺賊!殺賊!”(《康熙濟南府志·人物志》)。朝廷聞訊后,賜對衣、金帶,命其以守龍圖閣待制致仕,特贈四官。紹定六年(1233年),追贈光祿大夫。德祐元年(1275年),經謝枋得申請,宋恭帝追贈辛棄疾為少師,謚號“忠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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